学术观点 | 张辉. 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一带一路” 多语话语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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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 教授

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一带一路”

多语话语体系探索

张辉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文旨在提出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的综合研究框架。在有选择的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指出这一综合研究框架需要探索的研究话题，其中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体系的文化坐标的比较研究、话语空间构建中语言到世界、世界到语言的适应方向及态度表达研究、话语体系中叙事结构的探索和比较、话语体系文体学和话语概念化的比较研究、话语体系中不同框架化模式研究、公共话语接受的对比研究以及多语话语体系模式的构建研究等。本文还提出，这一综合研究框架应该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和观点，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系统和全面地探讨多语话语体系构建的规律和特征，探究中国特色的公共话语体系模式以及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建构的途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话语分析；批评认知语言学；跨学科

作者简介：张辉，男，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研究。

学习文献：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探索[J]. 英语研究，2021(1)：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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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英语研究》与语言学通讯联合推出，本公众号为独家授权

0.引言

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体现在该国所实施的公共话语实践之中，代表国家和政府政策的精神和宗旨。话语体系包括四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话语空间（discourse space）、话语策略、话语目的和话语参与者（包括话语产出者和话语消费者）。话语空间的构建受到具体话语策略的影响，而不同话语策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构建不同的话语空间；话语空间构建和话语策略的实施都需要话语参与者从中参与并相互作用。话语空间、话语策略和话语参与者共同为达到话语目的做出贡献，探究一个国家的公共话语体系就是探讨该国话语空间、话语策略、话语参与者与话语目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目标是：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内省法、语料库、实验法和民族志研究法探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话语体系，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对比“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美国、法国、西班牙和俄国等）话语体系之间的异同（van Dijk, 2008, 2014），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多语话语体系的模式，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话语空间的建构，我们把话语空间看作一个综合的文化坐标系（Cultural Coordinate System或CCS）（Levinson, 2003；Chilton, 2004, 2014; Kaal, 2017），探讨文化坐标系在话语空间构建中的作用，具体我们将开展“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话语文化坐标系的比较研究、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中语言到世界、世界到语言的适应方向（direction of fit）以及态度与情态表达的研究（Searle, 2010）、叙事结构比较研究、话语文体学和话语概念化的比较研究 (Hart, 2010, 2011, 2014, 2018a; Chilton, 2004, 2014)。

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探索英语研究——文字与文化研究(第十三辑)批评认知语言学(Critical Cognitive Linguistics)也被称为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或CL-CDS), 是批评话语研究界最新的研究方向之一(Hart, 2014; Chilton, 2004; 张辉、江龙, 2008; 张辉、杨艳琴, 2019; 张辉、颜冰, 2019；张辉、张艳敏, 2020)。批评认知语言学探究人们在理解话语中所包含的认知—符号过程以及在构建知识与行为合法化的过程中这些认知—符号过程所起到的作用(Hart, 2018a)。与其他的批评话语研究不同的是，批评认知语言学强调意义建构的概念本质，关注模拟概念结构和过程，这些由话语所唤起的概念结构和过程构成了所描述事件和情景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解。批评认知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研究的融合。它关注的是言语使用(usages)和其引起的相关联的概念结构以及这些概念结构在话语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或合法化的功能(legitimizing functions)。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一方面反映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综合的研究框架。首先我们有选择性地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在本文第二节提出“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构建所涉及的研究话题，在第三节指出这一研究的研究路径，最后总结本研究需要实现的整体与具体目标。

1.本研究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们没有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多语话语体系（话语空间、话语策略、话语参与者和话语目的）的建构，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考察。大多前人研究都是针对话语体系的某一方面，要么针对话语策略（批评隐喻分析），要么针对话语空间的建构(Lakoff, 1996；Chilton, 1996; Musolff, 2016; Charteris-Black, 2004; Koller, 2004; Goatly, 2007)。

研究成果非常多的是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隐喻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结合，引起了“隐喻研究的政治化”趋势。莱考夫（Lakoff）(1996, 2002)首次采取隐喻认知模式描写美国政治。他指出，在政治中，隐喻塑造我们的道德。至少在美国，许多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在谈论道德和政治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家庭观。他们都认为，国家是一个家庭，但在家庭组织结构上表现出不同的隐喻认知模式。一种隐喻模式是共和党人所偏爱的“严厉的父亲”家庭模式。另一种是符合左翼价值观的“抚养型父母”家庭模式。两种隐喻认知模式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世界观。

西昂基（Cienki）(2005, 2016) 在莱考夫提出“严厉的父亲”与“抚养型父母”隐喻家庭模式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实证的研究，他的研究基于一个四万多词的语料库，来自2000年布什和戈尔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他预测，布什会使用更多的“严厉的父亲”的隐喻，而戈尔则会使用更多的“抚养型父母”的隐喻。这一实证研究不仅考察双方使用的语言，而且还探讨手势在表达隐喻中的作用。这一研究验证了作者的预测。穆索尔夫（Musolff）(2016)提出了隐喻场境(metaphor scenario)这一范畴，并用这一范畴研究欧盟的政治话语。

再其次是针对话语空间的单一的研究。奇尔顿（Chilton）(2004)提出，概念化的指称性理据模式可以解释语篇中的意义建构和语用形式定位，两者都是基于价值的主体间一致性。这一模式被称为话语空间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话语中，我们会在思维中建立某种形式的、话语所描写的世界在概念上表征的心理空间，即话语空间。话语空间是一个三维的几何坐标系，其中心是指称中心(deictic center), 交汇于指称中心的三个轴是空间—社会轴、时间轴和评估轴（包括情态和价值轴）。在话语空间中，我们通过在每个轴上定位话语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话语实体与指称中心之间的关系，构建话语世界（discourse world）, 每个轴表征着与指称中心相对距离的刻度。指称中心表征着说话人或听话人在社会/空间、时间、认识情态和价值轴上目前的视角。确定指称中心周围的区域即表征说话人和听话人社会空间、时间认识和价值的立场和观点。大部分的话语空间的研究也都是用于政治话语和公共话语的研究（Kaal, 2017；Holland, 2018）。

趋近化理论（Proximization Theory）(Cap, 2013)是话语空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最近几年研究的热点。趋近化是一种话语策略，其主要目的是把物理上和时间上较远的事件与状态（包括较远的敌对意识形态）呈现为对说话人/写作者与听话人/读者有负面的随之发生的影响，把距离远的话语实体（discourse entities）投射为逐渐侵占说话人/听话人的近身区域，引起他们的警觉，从而提高防范意识并采取措施防止侵占的发生。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使说话人/写作人的行动和政策合法化以消除负面的、“国外的”、“外来的”与“对立的”实体的影响。趋近化理论大多用于政治话语以及其他的公共话语或媒体话语（Cap, 2017）。

前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都是比较单一的，且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以话语产出者为视角，探讨话语产出中的话语策略和话语空间的建构，很少关注话语消费者的视角，探讨话语消费者在话语理解或接受时的心理表征和认知过程（Browse, 2018a）。

批评话语分析最近几年非常重视把“三角测量”作为其主要的方法论原则，最近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的转向。为了维护三角测量的承诺，批评话语研究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把细致的话语分析与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实验方法结合起来（Hart, 2014, 2018a）。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存在以下不足：①大多数的研究理论单一，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理论框架，忽视了话语体系的综合研究；②前人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 大部分是内省的方法，很少使用语料库和行为实验的方法，不重视话语消费者的视角；③前人的研究很少涉及“一带一路”国家公共话语体系的系统对比；④缺少多语种与文化的话语体系模式的建构。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提出多语话语体系的模式与综合的分析框架，关注多语种之间话语空间、话语策略、话语参与者与话语目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此外，本文探讨基于涉身认知的短时记忆中指称性坐标系的话语空间与同样基于涉身认知的长时记忆中的框架空间的构建，并使用人类经验中普遍的意象图式作为统领两种空间的结构化组织原则，勾画出以人类普遍思维方式与文化独特性思维方式相互作用的话语空间构建的全景，丰富和发展了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为我们了解中西话语构建的认知过程提出开拓性的理论解释。

“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建构的批评认知语言学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以理论分析和语料分析支持的内省法、以小规模和大规模语料为基础的语料库和心理学的行为实验法）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中美、中英、中法、中西和中俄公共话语之间相同和不同的话语空间构建规律与特点。本研究也是较大规模的、综合的和创新的话语分析研究，试图把话语产出者与话语消费者的视角结合起来，为话语表达和理解采取立场和世界观构建的分析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本研究的应用价值在于探索中国在公共话语领域建立话语权的有效路径以及中国特色的多语话语体系的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空间的构建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如何使这些文化特色的话语空间逐渐被国际所接受成为国际公认的固定概念（语义）范畴，是我们探讨“一带一路”国家话语体系的最终目标，也为我国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2.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下“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建构的研究话题

“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的批评认知语言学旨在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俄罗斯等）话语体系的构建，比较各国在公共话语空间建构中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类型，探索各国话语体系在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上的差异，更加清楚地了解不同文化和语言中采取立场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构建的异同，从而建立新时代多语话语体系的模式。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建构的批评认知语言学探讨各国公共话语在文化坐标系构建、适应方向（direction of fit）（语言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叙事结构、话语文体学与话语概念化、框架化以及社会认知的差异和相同之处。对这些方面的探讨为我们了解“一带一路”国家公共话语体系中采取立场、意识形态世界观构建的方式提供有效的和系统的研究范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探究建立我国国际公共话语权的途径，构建中国特色的多语公共话语体系，建立我国在国际公共话语领域中的话语权与新时代多语话语体系的模式。

“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建构的批评认知语言学探讨“一带一路”国家话语体系构建的异同。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我们采用空间认知基本性（the primacy of spatial cognition）的原则，探讨话语空间的文化坐标系（Chilton, 2004, 2014；Kaal, 2017）的文化差异。具体的研究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到底哪些因素和成分构成了“一带一路”国家话语体系的异同？话语体系如何构成不同的心理表征和世界观（worldviews）？其话语的世界观在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上到底有何不同？在表达世界观的空间、时间和态度结构（Space, Time and Attitude Structure）的文化坐标系中到底哪些差异能揭示导致中西方话语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中的知识如何对中西方话语空间的构建产生影响？话语消费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话语体系的接受程度如何？如何构建多语话语体系的模式？具体我们将探讨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体系的文化坐标系的比较研究。探讨和比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文化坐标系的差异以及话语所构建的不同的世界观本体（worldview ontology）。莱文森（Levinson）（2003）的语言人类学为空间坐标系的文化变量提供了证据，其研究在时间和空间的参照框架中连接认知、语言和社会。塞尔（Searle）(2010)从社会交际的视角研究语言使用，论述了在社会世界建构中言语行为言外力和适应方向（这个术语指的是语言到思维或思维到语言不同的适应方向）。在以上两个理论中，世界观都是文化所特有的坐标系起到重要的参照框架，换言之，不同的文化趋向于使用表征不同视角的坐标系，因此称为文化坐标系。

莱文森(2003)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研究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坐标系：①绝对坐标系（Absolute coordinate）(以环境为中心，如以东、南、西、北为坐标)；②固有坐标系（Intrinsic coordinate）（以物体为中心，如左右、上下、前后）；③相对坐标系（Relative coordinate）(以观察者为中心)，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的坐标系。汉语、英语、法语、越语、泰语、西班牙语和俄语的话语中，由于文化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坐标系定位其话语实体。这一点值得我们比较和探讨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不同的文化坐标系对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空间构建中语言到世界、世界到语言的适应方向以及态度表达的研究。塞尔(2010: 28)提出，适应方向包括两个相反的关系，一是语言到世界的适应方向，指真实的物理世界的事件和事态；二是世界到语言的适应方向，表达主观欲望和意图性，创建一种社会和抽象的世界的事态。这两种适应方向反映在文化坐标系上是指空间和时间轴指称中心的改变，空间和时间参照框架的指称中心的转换。适应方向是基于社会认知的熟悉性和确定性之间的关系，并从社会认知中诱发出趋向非事实或将来的意图。从文化坐标系的角度，物体和事件趋近身体的方向是从世界到思维的视角，而远离身体的方向是从思维到世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适应方向意味着构建不同的话语空间，揭示了作者的意图性与意识形态。

世界观的本体根植于空间与时间的方位，适应方向或态度在情态或价值的轴上调节到指称中心的距离和接近度，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在确定性与必要性的刻度上表达态度的力-方向（force direction of attitude）。在话语空间中，态度也包括建构行动意图的情感力。认识、道义和情感情态共同服务于一个目的，并相互支持调节意图性的强烈程度。

（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体系中叙事结构的比较研究。叙事的认知功能是，叙事的序列可以通过文化所特有的坐标系进行构建。空间参照可以建立物体、行为者与地点之间的因果关系，创建了空间与时间上丰富的整合，即巴赫金所说的“叙事结构”。

时间作为一个叙事成分，可以测量时间的瞬间和方向，引导一个场景的展开，为叙事增添动态性。叙事的五种不同类型随着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变化，其中包括了不同文化所独有的框架和脚本，具体包括：①不同的组块经验；②不同的因果关系的输入；③不同处理典型化问题的方式；④不同的排列序列的行为;⑤不同的知识分布的方式。叙事的序列性从指称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中产生，不同文化的不同的叙事序列性可以产出不同的世界观。“设置场景”的空间和时间模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话语在说写者和听读者注意范围内渗透着过去、现在与将来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叙事结构协调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以及未来的视角和理想，因此不同的叙事结构会产生不同的立场、观点与意识形态。

（4）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体系文体学和话语概念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中西方社会科学话语微观层面的语言文体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在意义建构中不同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的变体。话语和篇章衔接的文体特征反映了不同的论证方式，其他的文体和概念化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世界观。

学者们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运用关联理论和叙事符号学探讨话语的文体特征，揭示抽象话语构式中的变异如何导致不同的世界观。系统功能语言学也可以与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探讨概念话语特征的变化如何影响话语空间的认知组织形式，如何影响在话语空间中构建不同的世界观和意向性。

（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体系中不同框架化模式的研究。框架化（framing）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操作，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隐喻。隐喻使用我们熟悉的来源域为不熟悉的目标域提供框架，从而使我们能容易地理解目标域。话语中最常用的来源域是我们的身体与物理世界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意象图式（image schemas）(Johnson, 1987, 2016)。意象图式隐含在话语中为我们理解抽象和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基础。

意象图式在话语空间中主要作为模拟装置（simulation device）(Holland, 2018), 我们需要探索意象图式在中西方话语空间的构建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以及中西方话语中词汇和语法构式所唤起意象的图式如何在话语空间的构建中起到不同作用。一般情况下，意象图式在话语空间中起到三种作用：①意象图式作为空间建构者（space builders）在心理空间中创建新的场境，这些意象图式形成场境，为话语内容提供概念背景；②意象图式作为话语内容移动者（content movers）在心理空间中创建新的情节，意象图式所标示的话语内容的方向和强度决定着话语中的行为顺序；③意象图式作为注意力指针（attention pointer）在话语空间中引导读者或听者的注意力，改变现有的话语内容并把听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说写者想要他们关注的地方。

（6）长时记忆与短时记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空间建构的影响研究。话语空间的构建中一个容易忽视的现象是离线的固定概念（或语义）范畴的形成，这种固定的概念范畴一旦形成便储存在人们的长时记忆中，人们的这种社会认知（van Dijk, 2008, 2014）对不同国家的话语空间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固定概念（语义）范畴随着不同的文化而不同。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固定概念（语义）范畴都是典籍，携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例如，习近平主席善于用典，他在讲到密切联系群众时引用了闪耀着中国古代先民的民本思想光芒的典故（如夏禹、商汤、周武王、孔子、孟子、荀子、贾谊、李世民、张居正等人的“敬民”“爱民”“亲民”“富民”等）。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概念范畴构建，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中现存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认知，这些社会文化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在在线的话语空间建构中起作用？这将是本研究探讨的重要方面之一，对我们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空间构建中的差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且被国际上都接受的固定概念（语义）范畴，促进中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交流至关重要。

（7）话语消费者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话语接受（acception）的对比研究。从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批评话语研究大多数是话语产出者的视角，很少有学者是从话语消费者的视角（Browse, 2018）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多语话语体系可以采用心理学中的有声思维报告（think aloud verbal protocol）（Ericsson & Simon, 1993）探讨话语消费者在理解（接受）话语时所产生的心理表征、复杂的认知过程（Tenbrink, 2020）以及话语消费者对话语产出者的可信度（ethos）、文本的逻辑性（logos）与话语消费者的情感（pathos）（Browse, 2018）。

（8）新时代中国特色多语话语体系模式的构建研究。在详细并系统探讨以上七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试图构建中国特色多语话语体系的模式，探讨多语种与多文化环境中话语参与者在构建话语空间、话语策略与话语目的时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其目的是建立中国公共话语体系跨语种之间的可接受性，说服性与适用性，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以上所探讨问题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图1 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3.“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路径

“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构建的研究路径是：采用跨学科、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研究范式探讨和比较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公共话语体系构建的规律和特征。具体而言，借鉴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认知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整合这些理论和概念，形成不同的跨学科、跨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并用的研究框架或范式，从语言表述特征、人的普遍以及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入手，深入详细地探究话语体系构建的普遍和文化独有的规律和特征，并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公共话语体系的模式，为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我们采用内省法、语料库和行为实验的方法。首先我们采用内省法在一定数量语料的基础上提出一个结合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加工、以体验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为基础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即文化坐标系的综合分析框架。我们采用小型和大型语料库，使用统计建模（statistical modeling）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语料进行详细和系统的分析。另外，最近几年在话语分析中开始使用行为实验的方法诱导出不同人群对某一话语语料的认识和情感反应（Hart, 2014, 2018b）以及话语消费者对可信度、逻辑性和情感性的接受程度（Browse, 2018）。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采用这一实验方法。

在“三角测量”原则和跨学科研究指引下，批评认知语言学不再局限于单一、孤立的语篇，而是通过语料库和心理实验等方法探讨语篇中语言选择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符号学功能。语料库方法通常探究语言产出规律，洞察语言使用模式；实验方法通常收集“实验室内”读者的反应，突破过度主观的阈限，以增加话语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假设是，研究大型语料库中的词频和搭配能揭示通过其他方法难以意识到的语言真相(Stubbs, 1996: 82, 2001: 62; Channell, 2000; Hunston et al., 2000; Charteris-Black, 2004: 32)。较早引入语料库的CCL研究领域是批评隐喻分析(Charteris-Black, 2004, 2011; Musolff, 2006, 2016)。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 Black）(2004)详细分析了政治话语、新闻话语和宗教话语三个语类下的多种隐喻。穆索尔夫(2006, 2016)基于20年间建成的100多万词的语料库进行批评隐喻研究，创立了“五步隐喻识别程序”，提出隐喻的情景分析，识别出政治话语中的四种主要源域：战争、家庭、身体和人，阐明隐喻如何成为政治语境下从语言到行动的媒介。这对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辨识、解读某些常用的隐喻发挥了重要作用。

趋近化理论是将语料库计量方法引入话语空间理论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语用—认知批评范式。趋近化被定义为一种抽象的识解操作，是说话人把话语空间中的外围实体侵犯话语空间中心实体概念化的过程(Cap, 2013: 3；2015)。该理论基于具体词汇—语法统计提出了空间—时间—价值趋近模型，分析这种概念化如何实现。虽然卡普（Cap）(2013)对语料库分析工具的实际操作缺少相应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语料库定量方法解构话语空间，也能使其成为一个前所未有、非常精细的模型。也有学者尝试把语料库与语义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融合起来，多角度聚焦某个话语现象。比如斯特化诺维奇（Stefanowitsch）(2019)聚焦德国“难民危机”语境下的语言问题之一——德语“Flüchtling”(难民)一词的语义，通过大型语料库分析，将该词的三层含义及关于难民的隐喻进行比对，探讨少数公众人物感知的和凝固化了的语义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多方验证为深入考察公共话语中某个词的社会认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哈特（Hart）(2016, 2018b)认为，虽然 CDS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已经整合其他学科方法，包括历史学、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但是还缺少通过实验方法进行“三角测量”。因此他将心理实验引入批评认知语言学，进行了三项开创性的研究，即激活事件框架的语法构式对责任归咎与攻击性感知的影响(Hart, 2016)；火的隐喻的框架效应(Hart, 2018b)和信任建立策略对企业形象感知的影响(Fuoli et al., 2018)。第一项实验发现，对同一件暴力冲突采用不同的语法构式表达，即转移构式(transactive)和交互构式(reciprocal)激活不同的事件框架，导致读者对同一事件的解读产生显著差异。第二项实验表明，骚乱话语中文本和/或图片中包含火的隐喻，读者均支持警察使用高压水枪，说明媒体通过语言和图片表征均能影响公众舆论。第三项实验表明，建立信任的话语策略对企业慈善和诚信感知，进而对企业否认其污点行为的可信度均产生显著影响。

批评认知语言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实证趋势(Gonzalez-Marquez et al., 2007: XXII; 张辉 等, 2018, 2019)，且显示出“流动的”研究范式势头，正在不断形成新的、有效的协同。在这个综合的框架中，我们需要将综合不同的方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话语体系进行详尽和系统的分析。

4.结语

“一带一路”多语话语体系构建的批评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跨学科、跨理论与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框架，其整体目标是运用语言学、话语分析、心理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的理论和观点，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和辅以语料论证的内省法、语料库方法、行为实验法和有声思维报告），通过设计一系列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分析的个案研究对话语体系构建的规律和特征系统进行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并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的公共话语体系模式以及中国在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途径。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①借鉴语言学、话语分析、心理学、哲学与认知科学的理论，建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体系分析的综合的理论框架，达到理论上的创新目标；②深入和系统地分析中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美国、俄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公共话语体系的构建规律和特征，采用内省法、语料库、行为实验等多种研究方法，从多个层面和视角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的语言和概念思维特征；③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话语体系探讨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话语体系的模式，为建立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提出新的路径和模式。

参考文献略，请查阅《英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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